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此“三讳”出自据说是孔夫子编纂的《春秋》。对于孔门弟子而言，孔夫子既是尊者，也是亲者，更是贤者，可谓三者兼之。《论语》由孔门弟子“相与辑而论纂”，读完全书后的印象却是：《论语》不为夫子讳。

我读《论语》，从不少描述孔夫子行状的篇幅中，看到的孔夫子的形象，并不是“高大全”的。他对颜回赞不绝口，颜回一死，几乎痛不欲生，没想到颜父竟会要求用他的车子“为之椁”，只好推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他专门找了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访对他有所馈赠的阳货，却又在半途与阳货相遇；他兴致勃勃地想在齐国去谋取要职，齐景公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不可能像鲁国重用季氏那样的重用他,又后又说,“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夫子自讨没趣,怏怏离去，如此等等，无疑都有损于他庄重、端正、威严的形象，使人大有“尴尬人总遇尴尬事”之感慨，然而，《论语》不为夫子讳，硬将此类“尴尬”记录在案。

我读《论语》，从许多记载孔夫子与他的弟子的对话中，看到的孔门师生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亲密无间”的。孔子对他的学生多有批评，尤其是对冉求与子路，因为季氏富有胜于周公，作为季氏家臣的冉求为之聚敛并“附益之”，孔夫子说，这不是他的学生，弟子们可以“鸣鼓而攻之”；子路刚强而勇武，孔夫子说他“不得其死”（不能善终）；子路曾说孔夫子“迂”，孔夫子直称子路为没有教养的“野人”。孔门弟子之间也有攻讦与算计，公伯寮也是孔门弟子，他与子路都是季氏家臣，公伯寮却在季氏那边进了子路的谗言。如此等等，也都有损于孔门的声誉，使一般人唯恐掩之而不及，然而，《论语》不为夫子讳，硬将此类“家丑”公诸于世。

我读《论语》，看到时人对于孔夫子的评说，却是毁誉掺半。有为他歌功颂德的，说是“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却也不乏相当尖锐的批评——有隐逸于野的高人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有守护城门的汉子说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还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说他“鄙哉！硁硁乎”（识见浅陋，太固执），话不多，分量却很重，且都说在要害之处，说得很致命。这些话虽是别人说的，一旦编入《论语》，仍有“蓄意贬损”之嫌，编纂者或许还会因此受到严厉指责，说是借“异端”之口“恶毒攻击”。然而，《论语》不为夫子讳，硬将此类“恶攻”实录于籍。

或许，那时候没有“高大全”的创作理念，没有一好百好的思维模式，更没有那种望文生义草木皆兵的书报检查；或许，那时候的孔夫子尚未成为头上罩有许多光圈的圣人，尚未被权势者们抬到吓人的高度，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乃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总之，孔门弟子在编纂《论语》之时没有为尊者、亲者、贤者讳，使《论语》在平实之中，多了一份可贵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