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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墨恩怨

(2021-07-08 05:4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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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墨子

孟子

朱熹

异端

墨子力主君王戒奢,他在《七辞》篇中列出“五节”,所“节”之内容,除了衣(衣服)、食(饮食)、住(宫室)、行(舟车),还有“蓄私”,即后宫的嫔妃侍妾。在他看来,男女之事,亦属“天壤之情”,即使“上世至圣”亦曾“蓄私”,因为“不以伤行”,“故民无怨。宫无拘女,故天下无寡夫”。当今之君“蓄私”无度,“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以至“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因此,墨子认为,若想自己的国家人丁兴旺,君王“蓄私不可不节”。(参见《墨子·辞过》)

   孟子劝齐宣王推行仁政,齐宣王说了“寡人有疾,寡人好货”与“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于后者,孟子就以“昔者太王好色”说事。“昔者太王”即古公亶父“爱及姜女”之事是入了《诗》的,但其“好色”有度,并非妻妾成群,嫔妃如云,不妨碍百姓的正常婚配,“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所以孟子对齐宣王说:“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下》)孟子此说,与墨子说的“蓄私不可不节”何其相似,他这番话,也是要齐宣王对“好色”有所“节”的。

   儒墨之主张,颇有相通之处。墨子认为,为君之道,亲士尊贤,兼容兼听,虚怀若谷;为臣之道“上有过则规谏之”,这种君臣观便与儒家相近,孟子就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墨子认为,“近者不亲,无务求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事无终始,无务多业;举物而暗,无务博闻”,一切都从眼前做起,由近及远;一切都从自己做起,由己及人。这种修身之道又与儒家相似,孔子就说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墨子说的“尚贤者,政之本”与孔子说的“政在选臣”也有相通之处,他们都重视选贤任能。更不待说儒家崇尚的仁义礼智信也为墨家所崇尚。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还将儒墨合称为“邹鲁派”,说儒墨“皆诵法先王,标榜仁义,以备世之急。”

   儒家把墨家视为异端邪说,始于孟子:“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参见《孟子·滕文公下》)此言着实令人费解。本文不说杨朱,只道墨翟。

   墨子“兼爱”,就是既爱自己,也爱别人,所谓“爱人若爱其身”,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孔子的“仁者,爱人”,不也意味着爱其自身也爱别人吗?墨子的“兼爱”,与儒家的“爱人”也有区别。儒家之爱,是亲疏有别的,此所谓“亲亲”。儒家的任人唯贤也有一个前提,就是亲疏有序,贵贱有别。“使卑者逾尊、疏者逾戚,非礼之常”。(朱熹《孟子集注》)墨子却认为,君王尚贤任能,应当“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不论贫富、贵贱、远近、亲疏,做到“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如此,方能使富者不恃富,贵者不恃贵,近者不恃近,亲者不恃亲。这无疑比儒家之“亲亲”公正,合理。然而,儒家“亲亲”,乃是维系宗法社会的一条重要支柱。“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而无视“亲亲”,不管他怎样主张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在孟子眼里也只是“无父”的“禽兽”。

   孟子对墨子如此嫉恶如仇,还有别的原因。《孟子·滕文公下》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孟子在世的年头,比孟子长96年的墨子,其学说仍很有影响,以至使孟子将“孔子之道不著”归咎于“杨墨之道不息”。但我以为,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只盼人“息”而求己“著”,乃是一种很不正常的心态,就像在体育竞技中,只盼对方失手而获胜一样。墨家与儒家有那么多共同之处,为什么就不能求同存异?墨子非议儒家的“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繁饰礼乐”,“久丧伪哀”,在我看来,这都言之成理。墨家的“兼爱”比儒家的“亲亲”来得公平,墨家的“薄葬”比儒家的“厚葬”来得合理,墨家敬天而不信命比儒家的“富贵在天,生死有命”于人有益,为什么就不能取长补短?

   墨家的观点与主张或有失当之处,例如,墨子写过《非乐》三章,从现存的一章看,其观点大有偏颇。“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劳逸结合,效率更高。但在墨子看来,似乎听了音乐就不能干事,既要干事就不能听音乐。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就站不住脚。墨子写过《明鬼》三章,从现存的一章看,无非是要使人“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而不胡作非为,此所谓“敬畏”。人管不了事,却要借助于鬼神,这是一种无奈,却终究不如“不肯随俗谈鬼神”的孔子来得明智。墨子写过《非儒》三章,从现存的一章看,他对“孔某”(《墨子·非儒》中称孔子为“孔某”)的评说或有苛求之嫌,以“孔子之道”的继承者与捍卫者自许的孟子,为什么就不能逐一驳斥,据理力争,以理服人,既不在原则问题上妥协迁就,又能按照孔子的“恕道”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却仅凭“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就要将其视为“禽兽”辱骂,将其当作“邪说”“息”之。

   孟子对杨墨的讨伐之负面影响可谓深远。从朱熹《论语集注》对孔子“攻乎异端”一语的注释可知,无论是汉儒“范氏”,还是宋儒“程子”,都将“杨墨”当作“异端”——范氏曰:“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为尤甚。”但将他们定为“异端”,将他们的学说定为“邪说”的源头却在孟子。直到五四时期,尚有林纾作《腐解》,“想学孟轲辟杨墨”(陈独秀语)。可见从孟子起,在长达两千余年的时间中,杨墨就一直是儒家“攻乎异端”的一个主要目标。

   儒墨之间的恩冤是非,很难一言尽之。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却应各取其是,各非其非,不能再按老例,独尊儒术,唯儒是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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