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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木斋的“沉冤”

(2021-11-23 17:2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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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无文

第四种人

一见如故

旷世奇冤

去年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我曾为丁辉先生发表于《杂文报》的两篇文章(《旁观者鲁迅》与《鲁迅的盲点》)与他商榷过的一次,写的是《鲁迅是辛亥革命的旁观者吗?》。这次要与丁辉先生商榷的,依然是丁辉先生发表于《杂文报》而且依然与鲁迅有关的文章:《鲁迅与周木斋》。

周木斋与鲁迅有过笔战。先是周木斋的《骂人与自骂》与鲁迅的《论“赴难”与“逃难”》,这算是鲁迅批评周木斋的文章;后是鲁迅署名何家干的《文人无文》与周木斋的《第四种人》,这回是周木斋批评鲁迅的,他知道何家干就是鲁迅:“以鲁迅先生的素养及过去的造就,总还不失为中国的金钢钻牌的文人吧。但近年来又是怎样?单就他个人的发展而言,却中画了,现在不下一道罪己诏,顶倒置身事外,说些风凉话,这是‘第四种人’了。”这才有鲁迅在《伪自由书》前记中的那句话:“这回由王平陵先生告发于先,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二三十年前我曾有文专谈鲁迅与人笔战,并将这种笔战归结为三个类型,一是完全出于误会;二是有是非之争,也有误会相间;三是纯属原则的争论。我在第一种类型中,举的例子恰恰就是周木斋。依据是丁辉先生也引用了的曹聚仁先生的追忆。如今再去翻看那一段话,发现曹聚仁的追忆于事实有些出入,他说的《文人无行》(应为《恶癖》),并非“只是主张一个作家着重在‘作’”的杂文,编辑也不是周木斋而是张若谷,那篇“主张一个作家着重在‘作’”的杂文倒是鲁迅所写而受到周木斋批评的《文人无文》。周木斋的《第四种人》是要鲁迅下“罪己诏”的,因为这位“中国的金钢钻牌的文人”近年来也不怎样,大致也将鲁迅归入“无文”一类。但曹先生说“过了一些日子,鲁迅在我家中吃饭,周木斋也在座,相见倾谈,彼此释然”却是真的。据唐弢先生回忆,周木斋也曾亲口告诉唐弢,他与鲁迅“一见如故,倾心而谈,旧嫌完全消失了”。鲁迅还多次赞扬周木斋的杂文。这种赞扬,有的是唐弢听陈望道先生转述的,例如说“木斋《关于“点也派”的故事》等篇,深受鲁迅先生的赞许”;有的则是唐弢听鲁迅亲口说的,特别赞扬主要由周木斋以“不齐”的笔名为《太白》杂志写的《掂斤簸量》专栏,且日后加盟为这个专栏撰文,“针砭时政,扫荡文事,磨锋利刃,此呼彼应”。这种不计前嫌,倒是体现了鲁迅的气度。

在丁辉先生的文章中,不见了鲁迅的这种气度,只剩下他对鲁迅的批评。比如关于学生“逃难”问题的争论,丁辉说:“若论观点,我是愿意站在鲁迅一边,也属于‘逃难党’的,但若念及少年血气(木斋先生时仅23岁),涉世未深及危若累卵的国家处境,‘即使不赴难也不应逃难’之论,即有不当之处,不亦可悯?”这是说鲁迅对年轻人缺乏应有之“悯”的。这未免有点苛求——鲁迅倘若知道“木斋先生时仅23岁”而并非有些政治背景的什么人的化名,误会又从何来?又如对于鲁迅说的“王平陵先生告发于先,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丁辉说:“周木斋固然在文章中点出‘何家干’即鲁迅,然持平求实,决无陷迅翁于不利之本心,而迅翁以之与王平陵同俦,可谓‘旷世奇冤’。”鲁迅用各种化名写短评,本就为着躲避文网,既不知周木斋为何许人,又何从得知他之“本心”,只能凭事实——王平陵与周木斋都说了“何家干”是鲁迅的笔名——说话。何况,他还说了:“其中也并不全是含愤的病人,有的倒是代打不平的侠客”,并未一概而论。说是“旷世奇冤”,未免言过其实。唐弢先生在为周木斋申辩的文章中说,鲁迅“指出‘这回由王平陵先生告发于先,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以说明当时文坛的风气。显然,这里不是将人——王平陵和周木斋并论,而是将事——两个人都说‘何家干’就是鲁迅的化名这件事并论。在我看来,这一点很有区别,不应该随随便便地拉扯在一起。”因此而说周木斋是“反动文人”的犯了“随随便便地拉扯在一起”的毛病,说鲁迅“以之与王平陵同俦,可谓‘旷世奇冤’”的丁辉,犯的也是这种毛病。如此轻率地将所谓“旷世奇冤”之责按在鲁迅头上,不也冤了鲁迅?

丁辉先生的文章不仅批评鲁迅。他说:“鲁迅自然不会料及1949年以后,自己的只言片语也会‘上纲上线’被人拿来作‘阶级扑杀’,周木斋‘反动文人’的帽子就这样一戴就是大半个世纪。”他还特别指出:“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被鲁迅‘骂’过的诸多学问名人大多得以抖落历史尘埃,‘重见天日’,即使是‘宿敌’如陈源(西滢)、梁实秋者,作品也得以重新出版,名声甚或如日中天。然而,被鲁迅讽刺的利刃砍杀过的一些小人物,因为位卑人轻,遂致沉冤莫白。周木斋或许就是这些‘沉冤莫白’者中的一个。”从1949年到1999年为半个世纪,依照丁辉此说,“反动文人”的帽子,周木斋起码从1949年起戴到2000年。然而,早在1981年第4期《思想战线》上,就已有唐弢先生的《鲁迅和周木斋——四十多年前文坛上的一桩公案》一文为周木斋申辩,本文所引唐弢的有关文字,全都出于此文。此前,也有曹聚仁先生在《文坛五十年》续集中为周木斋说话。在此之后,周木斋被写入杂文史书,其作品被选入聂绀弩选编的“新文学大系”,都不是“反动文人”。说周木斋“沉冤莫白”,未免夸大其辞。“坊间至今并无一本木斋先生的专集”,似乎也算周木斋“沉冤莫白”的一个佐证。却不知1985年出版并由唐弢作序的《消长新集》(海峡文艺版),不仅收录周木斋消长集》的全部文章,而且将“鲁迅风”杂文作家的两个杂文合集(《横眉集》与《边鼓集》)中的周木斋作品以及他的15篇佚文全部收录在内,这是作为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之一种的周木斋杂文专集。“柯灵先生为《周木斋文集》的出版上下奔走,可惜竟无结果”或许另有原因,与“被鲁迅讽刺的利刃砍杀过”并无关联。

新中国建立之后,鲁迅确实有某种被神化的迹象。其具体的表现,是有人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也有人将“反对鲁迅”做为罪名整人。整人者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使用“反对鲁迅”这个罪名的。鲁迅对周扬等人的谴责相当严厉,但在“文革”之前,有谁说过周扬是“反动文人”?“文革”之时,方才被人找出“四条汉子”这个词汇,当做棍子打在他们身上。至于张春张曾经化名狄克与鲁迅笔战的历史旧账,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被翻出来清算,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早在1941年已经离开人世的周木斋从何时起在何人所写标为何题载于何种媒体的文章称其为“反动文人”,我虽至今莫知其详,却相信很可能是唐弢所说的那种“奇怪的逻辑”使然。这种“奇怪的逻辑”,就是“人和事可以混为一谈,更无须作具体的分析,往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或者笼而统之,推至全面”

如今再谈此类历史公案,但愿不要重复这种“奇怪的逻辑”。

 

            (原载《杂文报》20128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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